读书人的精神家园

一辈子的读书、思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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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：舒生

九十年前的追问：谁是真正的敌人？

1930 年盛夏，《我们走的那条路》一纸刊出，搅动了风雨如晦的中国思想界。梁漱溟致信胡适的诘问：“公认第一仇敌是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，你何以说是贫穷、疾病、愚昧、贪污、扰乱？”

胡适的回信浸透着智者的深思：“张献忠、洪秀全之乱归咎谁？鸦片非列强强种，日本遭压迫却能崛起，症结岂在外部？”

这场辩论看似各执一词，实则都有着对国家和人民前途命运共同的忧患与期待。

今天我们重审这场论争，会发现两人都触到了问题的一角：梁漱溟所见的 “外部压迫” 是表症，胡适所指的 “内部痼疾” 是病根，而贯穿其中的精神内核，正是那深植于民族肌理的奴性。

梁漱溟后来在《中国文化要义》中也沉痛地指出：“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，散漫无力，此其所以招来三千年之局。”

陈独秀曾疾呼 “1919 年前生者当死”，所咒的并非肉体，而是被奴性禁锢的思想生命，这或许是对胡梁之争最沉痛的注解。

鲁迅也在《狂人日记》中借狂人之口呐喊：“我翻开历史一查，这历史没有年代，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‘仁义道德’几个字。我横竖睡不着，仔细看了半夜，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，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‘吃人’！”这段振聋发聩的文字，形象揭示了强大的传统泯灭人性的本质。

制度加码：如何豢养奴性？

追溯华夏文明的发展，奴性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基因，而是制度层层加码的产物。从商周的 “人殉” 制度到明清的 “贱民” 体系，权力通过层层规训，将人格碾磨成服从的齑粉。

秦始皇 “焚书坑儒” 并非仅为钳制思想，更在确立 “民为黔首” 的等级范式 。当士人被剥夺质疑权，当百姓被简化为户籍符号，奴性就已然生根发芽。

汉武帝时期，董仲舒提出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本意或许是寻求思想统一，却在实践中演变为思想的桎梏。正如黄宗羲所言：“上积疑其臣而蓄以奴隶，下积畏其君而视同秦越”，这种上下相疑的权力生态，为奴性文化的滋生提供了沃土。

儒家学说中的忠孝观念被统治者刻意扭曲，从双向的伦理义务变成了单向的绝对服从。

明清两代更是将驯化推向极致。朱元璋营建宫殿时，因工匠等级报错便欲悉数阉割，虽未成事却暴露了权力对人的物化；廷杖之刑从 “偶一为之” 变为 “习为故事”，士大夫在朝堂之上被当众杖责，尊严扫地后只剩匍匐的本能。

更具讽刺的是，明代俸禄为历代最薄，正七品月俸仅五石米，而藩王却能坐拥万顷良田与巨额俸禄，这种悬殊的利益分配，迫使士人不得不依附权贵以求生存，海瑞式的清官终究只是异类。

土地兼并则从经济上摧毁了人格的基础。万历年间，福王朱常洵获赐良田四万顷，四川 70% 耕地归入王府，平民仅余 10% 土地。当农民失去土地沦为佃仆，不仅要承受苛捐杂税，更要接受 “主仆名分” 的精神奴役。

这种 “以生存换服从” 的交易，使得奴性从个体选择异化为群体本能。黄宗羲在《明夷待访录》中痛斥这种统治：

“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，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，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，亦无不可。”

共生闭环：奴性如何助推？

催生奴性，而奴性反过来又成为最坚实的堡垒，形成难以打破的共生闭环。这种闭环的可怕之处，在于它能将压迫内化为自觉，将反抗消解为顺从。

明末的历史堪称这种闭环的典型。当李自成大军逼近北京，崇祯帝号召百官捐饷，这些平日锦衣玉食的臣子却纷纷哭穷，最终仅得二十万两；而李自成破城后，从家中搜出的白银竟达数千万两。

这群在体系中被驯养的 “奴才”，既无捍卫王朝的忠诚，也无反抗的勇气，只懂在权力缝隙中攫取私利。当福王府被焚烧三日，洛阳百姓竟围观喝彩。说到底，他们恨的不是本身，只是自己未在体系中分得一杯羹。

如果说制度是奴性的温床，那么文化就是它的孵化器。从“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”的戏曲唱词，到“二十四孝”中那些违背人性的故事，奴性的价值观通过各种文化形式，悄无声息地渗透到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中。

科举制度看似提供了上升通道，实则将知识分子驯化为 “考试机器”。明清八股文要求 “代圣贤立言”，严禁个人见解，久而久之，士人便失去了思考能力。

鲁迅笔下的孔乙己，满口 “之乎者也” ，却连茴香豆的 “茴” 字都要较真，恰是这种文化奴性的表现。他捍卫的不是知识尊严，而是被科举制度规训的思维定式。

甚至在我们的语言结构中，也能找到奴性的痕迹。汉语中充斥着大量自谦语、敬语、避讳词，这些语言习惯在维护礼仪的同时，也在无形中塑造着等级思维。林语堂在《吾国与吾民》中敏锐地观察到：“面子、命运和恩典，是统治中国的三女神。”

最可悲的是奴性的代际传承。《红楼梦》中，焦大虽敢骂 “爬灰的爬灰”，却始终坚守 “咱贾府的规矩”；袭人对宝玉的 “忠诚”，本质上是对主仆秩序的绝对服从。这种将奴性视为 “美德” 的文化心理，使得制度即便改朝换代，精神内核却能延续千年。

正如周作人所叹，日本学中国文化却 “明朝不取八股、清朝不取鸦片”，而我们却将的副产品当作文化遗产，这正是奴性闭环发展的必然。

再造文明：从臣民到公民的精神觉醒

“五四” 先贤曾将奴性比作 “铁屋子”，鲁迅在《阿 Q 正传》中刻画的那个 “精神胜利法” 集大成者，至今仍是照见民族灵魂劣根的镜子。

阿 Q 被打后念叨 “儿子打老子”，与明清士人受廷杖后仍谢主隆恩，本质上是同一种奴性逻辑：在无法反抗的压迫面前，用自我矮化换取心理平衡。

然而，即使在“万马齐喑”的时代，历史也从不缺乏冲破牢笼的力量。从孟子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的民本思想，到黄宗羲“为天下之大害者，君而已矣”的政治呐喊；从李贽“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”的个性，到谭嗣同“我自横刀向天笑”的壮烈牺牲，觉醒的火种从未完全熄灭。

陈独秀在《新青年》发刊词中高呼：“等一人也，各有自主之权，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，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。”

胡适毕生倡导 “人格”，正是为了破除国人根深蒂固的奴性。正如胡适后来所言：“争你们个人的自由，便是为国家争自由！争你们自己的人格，便是为国家争人格！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！”

近代中国的每一次进步，无不伴随着对奴性的清算：辛亥打碎了帝制偶像，新文化运动冲击了礼教枷锁，改革开放破除了思想禁锢，而这一切的本质，都是个体意识对奴性传统的反抗。

回望历史，“谁是国家真正的敌人？”的答案或许早已明晰：帝国主义与军阀不过是外部过客，奴性才是潜伏千年的内生敌人。但批判奴性绝非否定历史，正如梁启超所言 “吾爱吾国，吾尤爱真理”，正视这份精神遗产，恰恰是对民族未来的负责。

当每个个体都能坚守 “不依附、不盲从” 的人格，当理性成为每位公民的行动准则，当社会上的“奴性文化” 被民主法治所取代，我们这个民族才能走向真正的强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