马来西亚华语作家贺淑芳的写作开始于自家老屋的小小楼梯，这个狭窄的空间对于小时候的她而言，已经是一个极大的可以沉溺于文学世界的空间。她说也许大部分人内心都有个等待的自我，战战兢兢地藏在体内。而她用写作自我，忠实于己。

贺淑芳，小路/摄

小小的，属于我的楼梯空间

我很早就开始写作。十几岁时，在学校笔记本上写一些有的没的，传给全班同学看。真正投稿是初中时，写了很短的散文投给本地报章。我是在读报刊的文艺版时，才意识到“文学”的存在。文艺版刊登的主要是在地作者的作品，里面有相当多现代主义风格的实验性写作，大多感性内向，读起来和那些连载的通俗小说、武侠小说、言情小说很不同。我第一次发现原来文学可以探索如此多的情绪：黑暗、忧郁、孤独，及无法简单定义之事。

大学毕业后我曾短暂当过几年工程师，那是当时最容易找到的高薪工作。那时，我父亲去世了，我没有理由不帮助我妈妈，她当时焦虑得要命。最近我在用小说重写这段过去，我妈妈那时比现在的我还要年轻，而如今我已经活得超过她当时的年龄了。

我在工厂里工作了四年，意味着人生中有四年时光从文字里消失了。当时之所以没法写作，是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写了，就会有另一个“我”醒来。那个“我”会破坏工程师的职务——我会不愿意去上班。所以我必须让她死亡。这很痛苦。

我家是做生意的，爸爸开杂货店，那家店是从我祖父那里继承下来的。我的祖父在20世纪20年代从广东大埔来到马来西亚，我的祖母稍后也过来了。祖父去世时，没有其他孩子要继承这间在乡下的杂货店，我爸爸就回来打理。

我从小就住在这间老屋子里，这屋子差不多有百年之久。内厅（本来应该是起居间的地方）以衣柜隔成一半，一半是我婆婆的睡床；剩下的一半，小小的空间里，摆放着餐桌、电视机、躺椅、堆满的货物。屋内走路的通道，窄窄的，在家具与货物间蜿蜒曲折，一不小心就撞头敲额。我无论坐在哪里都很tìn-tè（镇地）（福建方言）——很挡位置。我就跑到楼梯上去，至少可以好好坐在那里看书写东西。楼梯白天没有什么人上下，除非我父母要到楼上拿货物。每当他们需要上楼，而我又刚好坐在楼梯上写作，父母赶着要做生意，就会再度说我很tìn-tè。

我很喜欢写作，我也不知为何会如此沉溺在文字世界里。

我想，这跟我小时候表姐去世有关。她比我大四岁，她一去世，我就没有再出去跟其他邻居小孩们玩了，因为其他邻居小孩很会欺负人。我就留在家看书。我觉得，阅读可以帮一个人走出受的环境，去看更大的世界。时间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。

如今看来，楼梯这空间给了一个早期的隐喻并预先演练未来。我未来的人生很有可能也将是这么过的。不要以为将来成为博士生、当了大学教授就会一帆风顺。没有这回事。这座楼梯只是早期生命初始的小小练习而已，将来还要有更大、更多的不安。我得习惯这个。

楼梯，在建筑空间里，一如过道、走廊、门槛，是过渡之处。不若客厅或卧室可让人坐下来休息、工作、安顿。像这类只是经过，而非停驻栖息的角落，我们就叫作Liminal Space，即“阈限空间”。

这空间就是我的文学特性。如我的小说老是从折叠的时间、一个等待过渡的阶段当中展开。Liminal是人生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变动，对艺术创作者来说，这过程也因为原先的固有定义被瓦解而创造可能。

我们的人生充满各种过渡的考验，总是一个完了跟着下一个。每一个未完的过程都让人感觉自己处在悬置当中。等它完成了，就有个阶段溜过去了，你的身份、自我定义也就跟着转变了。人生何曾有稳定、停止不动的时刻，除非死亡，否则生命永远是一直在流动的。

你们不觉得楼梯就像是一个折叠起来的地方吗？而折叠部分被摊开来，就是倾斜线。有一条很出名的倾斜线，在罗兰·巴特《S/Z》一书中。我们已经在权力的角斗中，被那一道倾斜线，或两个界面之间的缝隙，给吸了进去。

但那道倾斜线，在我这边，还是光滑了一点。属于我的则是像折伞那样，呈锯齿状的。我想办法坐上楼梯，每个阶面大概只有一个鞋子的宽度，仅容许一只脚踩上去，但对我来讲，它仍然是个不错的位置，我的文具可以散放在上下格，稿纸放在中间一格。

最近几年，回家看，楼梯的宽度比我那时候感受到的还要小。但我一定要占据楼梯——它对我来讲是很大的。

小说中的“你”是和我的对话

当我们写作时，会有意识地去跟某些你所知道的社会学或者人类学对话，反驳或延伸。但有时，起初只是凭本能探寻小说的叙事声音，而这种揣摩与寻找，最初是介于有意识与无意识之间，并非为了美学。如果第一个句子感觉对了，第二个、第三个句子也就能跟着写出来，那么这篇小说就可以完成。当然也有写到一半，忽然发现这篇稿件浮现了其他形式与可能，从而改变书写策略。

我的小说中为什么有那么多的“你”？我好像在十多年前回答过这个问题。但40岁时的回答现在可能不够作为答案了。

小时候，在我家里， “你看你就是这个样子”，“你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”……长辈对孩子的批评可能充满这类论断。我想，我在小说中写第二人称“你”，潜在地就有反抗的意味。因为这声音不只在家庭里，也在家庭之外，学校、职场乃至日常生活，随时都可能会遭到不请自来的、莫名其妙的论断。

《时间边境》里有一个守护庄园的守卫。我觉得我们的思想里其实都有一个守卫，帮我们把关很多东西。这部小说里的守卫，他的工作是看管主人走了的房子，他很孤独，但还是尽责地为一天的工作做记录，写报告。后来他不满足于此，写了一封信给看不见的主人。“你”就很自然地作为收信人出现。

我们写一篇小说，有时始于模仿最初看过的小说，有时是回复在我们心中激起回应的作品，回复给某个记忆中不明所以的情景。这就像通信，我们总想跟一个对象说话。

《创世纪》与《黑豹》，则源于我觉得“你”跟“我”像镜子的两面。当我们看着镜子时，镜里的“我”明明像我，但毕竟镜中影不等同于“我”，或许这镜中人，较像是不知被什么东西所塑造的“你”。任何一个卑微个体的故事，打从一开始就已经被抛在大故事里了。小说虚构正好可以透过追踪，穿过超现实（所谓的现实早已经是超现实），再讲一个故事。

我的想法是，人无论在哪个世界，越是向外求，就越无法亲近生命降生初始既有的空缺，因为我们已经被训练得要前进，要在奋斗与搏斗里竞争，害怕回望过去，害怕关心自我。文学恰恰相反，它是情感的，它的感性来自真挚，几乎是源自书写者自身的奉献。

所以我们需要文学，需要一种共感能唤起同理心，连接感受的回荡磁场，让我们可以从孤独中解脱。人如果觉得自己孤单，没有办法照亮内心中从来不说的阴影，活下去就会变得更艰难。

我有一部小说叫《蜕》，我们虽然不像动物那样蜕皮，但心理上会。有时走在路上，你会看到蛇蜕下的皮在地上被踩得扁扁的。你以为那是一条死蛇，但其实本体已经不在那里了。我们是否也是同样的情况？我们把过去丢在了什么地方？过去的那个壳，到底跟我们是怎么样的关系呢？最近这两年，在书写我的妈妈、爸爸的故事时，我逐渐知道了一些我爸爸从不跟我们说的事，有些跟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有关，另一些，是偏个人的事，比如他的腿在年少时期受了伤，以至于他无法再继续升学。像这类会决定他人生走向的事，他从来不提。我觉得他是真的很想把那些事情给埋在过去。

但我知道了以后，就会想起更多，心里不禁对我的父母有一种怜悯。我们之间的冲突再也不会好了，因为他俩都已经不在了，但我也渐渐不再把自己当成受害于家庭毒素的女儿。可能两者同时是并存的：既同情父母，也同情自己，以及知道保守的家庭观念与教育如何伤害我们。我们的感知、记忆、感受无论相互多么矛盾，都可以一起被心盛装起来，这也反过来印证着我们自身的存在。

所以，我们有一些壳，它应该是个礼物。当我们回头看时，如果时候到了，我们会发现爱原来已经在那里了。

写作本身是锚定，如生命之火

我写到现在，其实写的东西都是内向的，并不是什么族群之类的外向的东西。这固然是个包围着我的很大的系统，但心里诸多新鲜却仍然未明的感受，才是我比较想写的。

正式写第一篇小说时，我人还在中国地区念硕士，接着硕士毕业，回到马来西亚当起中文系老师，在这里的五年半时间，对我来讲是转变很大的人生阶段。

可是，当我进入中文系后我发现——无论你是学生还是老师——它都是非常奇怪的一个空间。一方面我很喜欢教文学，很享受教导创作，能在华文环境里实现梦想尤其快乐；但另一方面，这又有一种很亚洲、很东方、很传统的文化，总约束着我。也可能因为我年龄大了，感到自己未来方向选择不多，得尽量顺着周围的语境，这可比在报馆工作时还多束缚。再加上各种学校评估的要求……所有的这一切都让我感到很疲倦。

不过仔细回想起来，这种状态，似乎很久以前就开始了，不一定是这些“具体对象”导致的，让人疲惫的原因无处不在。我们得假装自己符合这个凡事要求积极、竞争勇猛、方为可敬之人的社会。是的，我确实压抑着，想要把自己变成得体的人，以配得上老师这个称谓。

我写书的时候非常快乐，我觉得只能够在那个时候做我自己。我在写作时会瓦解某种传统的东西，会觉得有一个“我”想要挣脱出来，但在现实里如果就这样挣脱出来，可能会带来灾难。

我想大部分人也是这样，都有个等待的自我，战战兢兢地藏在体内。我曾经很渴望能遇见灵魂的同类。什么时候，人们才不会这样戴着面具交谈啊！就因为这世界的多数人如此，才害得我也不得不跟着这样啊！德勒兹讲过，卡夫卡的少数，不仅因为他使用的语言属于少数，也因为他本身对存在、感觉的观点是少数。疲惫或许只是孤独的同义词。

另一方面，我现在比以前更能接受悬浮，毕竟我已经经历过了，也尝试过去不同的地方生活。真正出走的时候，疲惫倒能消失。Liminal意味活络、松动、不确定，本来就是生命流动的。没有根是一种，我的心却更能忠实于己。

我认为离开家，往外走，是自然的欲望。人总会想体验更多。安稳虽然舒适，但我们可能也不总只想固定在熟悉的框架里。有时我们想要的，并不是做回自己，而是想去另一个地方，也不要做自己。从这点来说，写作就有这种满足，像书桌上发生的旅行与出走。

写作本身具有超越时空界限的特质，它在场的方式不同。即使创作者的生命养分是本土生成，创作也能不限本土。写作本身就有一种从惯性视角与语境逸离、出走、旁观、吸收的开放性，就像你同时是本地人又是个旅人一样。不过，为了写作，我其实得尽量维持生活的规律与安定，所以搬家安顿好以后，就尽量让自己拥有书桌与房间，与此同时，适应新环境，这多少会带来一些刺激。但只要还有下一本书要写——写作本身就像锚定——我就会有某种很积极的感觉，有个生命之火在里面明亮。

当然爱很重要，爱支撑生命，延长时间。创作完全是自爱的过程。写作时，你很爱你自己，爱每个特质，甚至连自己讨厌自己的部分，你也能爱它。

创作总是一个人完成的，但经过一段时间回望，我们可能会发现，这个过程里，不知不觉有许多人在不同的时候，如鱼群溯流而上。写作的人就像在做接力赛，总有人捡起再写下去，也许是自己，也许是别人。

倘若故事能继续讲，人们也会继续接力——历史就不会被遗忘，即使时间久远，只剩下了零星碎片，以致谁也不想再关心——这是很有可能的。文学的职务是，一旦写它，就会跟当下不同的视角接枝。

我没有认为，历史永远都是同一个视角，我们坚持的观点，确实有可能将来会被否定。这就像有一天，房子的钥匙不再被需要，旧的那扇门再也打不开，也没人想要开它，世界有新的钥匙打开另一扇门。是的，时间会使虚构越来越大，变得断断续续，充满虚线与分歧，但即使如此，从当下生活里，继续跟记忆连接，走进小说林中路。我想，总会有人继续这样的路程。